【導讀】

浪蕩天涯─劉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彭小妍

    劉吶鷗於一九四○年九月四日午宴後，在上海四馬路京華酒家下樓預備回家時，被樓梯口埋伏的一名殺手連開三槍，身中兩彈而與世長辭。他究竟因何被刺殺？到今天仍然是謎。謠傳是日本特務下的手，他的文藝伙伴施蟄存則認為是國民黨青紅幫所為，主因可能是懷疑吶鷗是日本間諜。案發當時的日華友人十餘人的聚會，是為了慶祝他繼穆時英之後，繼任偽政府籌備的「國民新聞社」的社長。就在兩個多月前，於六月二十八日，穆時英在「國民新聞社」社長任上被人槍殺。劉吶鷗接任以後，竟然同樣慘遭橫禍。一九四○年代初是上海的孤島時期，上海成為各方政治勢力和特務的角力場，劉吶鷗為了發展電影事業，游走於中央政府、左翼和敵偽政府的電影機構，不免惹禍上身。

    劉吶鷗的死因難解，他的身世更為撲朔迷離。有人認為他是福建人，有人指出他是日本人。嚴家炎曾指出劉吶鷗是臺灣臺南人，這是正確的；但嚴認為他生於一九○○年，卻是錯誤的。歷來學界對劉吶鷗的身世所知不多，直到他一九二七年所記的日記出現，才揭開謎底。這本日記簿是東京新潮社出版的大正十六年版「新文藝日記」，裝訂精美，文藝氣息濃厚，卷頭有日本文壇名人寫真集，卷末有文藝年鑑，每個月份前面都選錄一位日本著名作家的日記和名言，後面印有當月讀書記錄欄。日記最後附「知友一覽」，記錄朋友的電話和地址。吶鷗每天記日記，如果偶爾來不及當天寫，一定會補記，沒有一天中斷。這本日記提供有關他的家庭、教育、嗜好和交往、閱讀的珍貴線索，是現代文學研究難得的一手資料。

    事實上劉吶鷗的父母都是不折不扣的臺灣人，他一九○五年生於臺南柳營，後來遷到新營，是傳統的大地主家庭子弟，在日據時代的臺灣念了兩年中學後，才遊學東京和上海。漂泊四海遊學後，他決定留在上海發展文藝事業。這本日記寫作的一九二七年正是國民黨清黨的關鍵時刻，吶鷗的日記反映出當時兵馬倥傯的情形，也透露出他在上海的交遊。就寫作風格而言，這本日記可進一步幫助我們了解劉吶鷗為首的新感覺派文風。三○年代的上海，一個來自臺灣的文藝青年成長為海派作家，他的心路歷程如何？由這本日記的出土，我們可一窺究竟。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羈旅上海的劉吶鷗由於祖母在家鄉臺南新營病危，搭船於四月十三日到長崎，四月十七日由基隆港上岸返臺。這一趟返鄉之旅，同行的有臺南同鄉蔡愛禮。遺憾的是抵達家門時，祖母已病逝，沒有見到最後一面。由這幾天的日記，可看出他對祖母深厚的孺慕之情。他的母親陳恨出身臺南縣東山鄉的望族，適柳營望族劉永耀。根據戶籍資料，吶鷗於一九○五年（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生於臺南州新營郡柳營庄，取名燦波。他排行長男，下有妹妹瓊瑛（1907-1961），弟弟櫻津（1909-1940），最小的妹妹瓊簫（1911-1914）三歲即夭折。劉永耀於一九○八年遷到新營，蓋了一棟明治時期仿文藝復興風格的樓房，人稱八角樓。永耀在吶鷗十二歲時過世，陳恨掌管劉家祖產六百餘甲田地，行事用度處處謹守大家庭的繁文縟節。日據時代一般臺灣有錢人家送子弟到日本和大陸求學是常事，她也支持三名子女出國進修。

    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吶鷗七歲時進入鹽水港公學校就讀，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十三歲時畢業。他隨即進入長榮中學，根據一月三十日的日記，可知他和蔡愛禮曾是臺南長榮中學（原為長老教中學）同學。長榮是四年制，但吶鷗於一九二○年（大正九年）九月便退學。他離開長榮後，隨即前往東京的青山學院插班中學三年級，三年後中學部畢業，一九二三年繼續念青山的高等學部文科，專攻英文學，於一九二六年三月畢業。從青山學院「高等學部文科生徒成績」紀錄，可看出吶鷗那一班學生總是維持在二十人左右，除了他以外都是日本人，他總是名列前茅。第三年第一學期全班共十六人，他竟名列第一，真不容易。青山畢業後，他應該是當年四月份就立刻到上海震旦法文班插班入學，和戴望舒同班，比施蟄存和杜衡高一年。一九二七年日記開始時，吶鷗早已結束了震旦的課程。

    無論在日本和上海，他和許多來自家鄉的朋友都保持密切的來往。例如長榮中學校友蔡愛仁、蔡愛禮兄弟，以及同是臺南人的林澄藻、林澄水兄弟，就經常和他在上海的寓所抵足而眠。當時愛禮在聖約翰唸書，愛仁則是一九二四年由暨南學校商專畢業，一九二六年由中國公學商學系畢業。一九二七年臺灣新文學理論家黃朝琴也在上海。朝琴曾在《臺灣》上振筆直書〈漢文改革論〉及〈續漢文改革論〉，鼓吹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提倡學習「中國的國語」。他是臺南鹽水港人，一九二三年於早稻田大學畢業，一九二六年在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得到政治學碩士學位，一九二七年春到上海。九月起黃朝琴勤於和吶鷗通電話，聚首時不外聊天、上館子、逛舞廳、打麻將。吶鷗原住余慶坊一百七十七號，黃朝琴則住在江灣路林肯坊二十九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吶鷗搬到林肯坊三十一號，和朝琴夫婦做了鄰居，臺灣同鄉間來往更形頻繁。

    二○年代劉吶鷗和一般旅居上海的臺灣青年，完全過著典型上海白相人的生活。若不是靠豐厚的家產和母親的支持做後盾，焉能在異域終日遊耍閒逛，不事生產？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吶鷗的弟弟櫻津由東京到上海來玩，四月上旬回東京上課。櫻津四月二十日趕回新營奔喪，祖母喪事辦完不久後，於五月五日再度回到東京求學。五月二十日吶鷗動身到基隆乘船前往日本，二十四日由神戶港上岸，乘車途經大阪於二十六日來到東京。吶鷗的妹妹瓊瑛其時正在東京求學，和夫婿葉廷珪住在巢鴨。

    吶鷗這回在東京住在洗足一帶，他的活動，主要是在東京著名的雅典娜‧法蘭西語言學院的高等科班上課，選讀法文和拉丁文（日記中寫為拉典文），但嫌老師教法不好，經常偷懶蹺課，不是悶頭大睡就是四處閒逛。其時同鄉林澄藻、澄水兄弟也在日本，和吶鷗依舊往來密切。在東京他經常到丸善、中華青年會館和青山學院附設的書店買書，逛舞廳、看電影是常事，偶爾看看能樂表演，雖然有幾個同鄉和舊識，但是少了上海的藝文活動，生活畢竟單調。他又開始思念上海，蠢蠢欲動了。

    六月二十八日他寫信給家裡，「談暑假去中國的事」。那時林澄水已經從東京回到上海了。吶鷗七月十二日接到他的來信，澄水說八月中打算回臺灣，然後「要到南洋去商務視察，大概明春才會再踏上海。」蔡愛禮也從臺灣來信，說「八月中要去上海上課」。臺灣的子弟們似乎個個習於四處奔波，吶鷗七月二日寫了一封信給在海外的同鄉丘君，不禁也感慨：「啊！不知道他現在漂泊何處呢？」。七月十二日吶鷗接到母親的回信，告訴他不回臺灣沒關係。

    上海、臺灣、日本，何處是家鄉？像波特萊爾筆下典型的浪遊者（flaneur），吶鷗以旅遊天涯為志，但在日記中臺灣永遠是他心目中的「南國樂園」。（見四月二十六日日記）得到母親的同意，吶鷗決定不回臺灣，而從日本直接回上海。於是九月八日他乘船經由神戶、長崎，回到上海時已經是九月十日了。

    一九二七年日記還可以看到他和妻子黃素貞的關係。素貞是嘉義水上鄉柳仔林人，是他的表姊；素貞之母和吶鷗之母陳恨，是排行第三和第六的親姊妹。素貞生於一九○四年（明治三十七年），長吶鷗一歲。兩人於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結縭，吶鷗年僅十七。結婚頭幾年吶鷗一直不滿意婚事，主要原因可能是兩人知識程度差距太大。由於當年有錢人家多半是請老師到家裡來教女兒，素貞從未受過正式的學校教育。九月一日記載吶鷗在上海得知妻子懷孕的消息，由於先前素貞生下的小孩夭折，吶鷗十分欣喜。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一月十八日素貞生了一個女兒，取名頻姎。時吶鷗年二十三歲。

    吶鷗對妻子的感情，隨著子女的陸續出世而改善。黃素貞接下來在臺南生了兒子江懷（1930-）和航詩（1931-1955）、女兒玉都（1933-）。玉都襁褓之時，大約是一九三四年左右，吶鷗把一家人接到上海，小女兒玉城（1936-）生於江灣路公園坊二十鄉，小兒子漢中（1938-）生於靜安寺路安樂坊七十六號。全家在上海時，他經常帶子女去看電影，兒女一放學就坐在門口等他回來，好帶他們出去。他也常帶妻子去跳舞，家人都津津樂道他是「舞王」，妻子的舞技當然望塵莫及。他喜歡替妻子選購衣飾和皮鞋回來，完全不用試穿。他習慣替家裡買床單之類的日用品，出手闊綽，經常半打、一打的購買。年少風流的吶鷗到了中年成為顧家的好丈夫、好父親。一九四○年吶鷗遇刺後，素貞黯然攜帶子女回到臺南。

    上海對吶鷗具有無比的吸引力，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記就已經明確指出上海會是他「將來的地」。但是實際上他對上海的感情十分複雜。日記中一方面經常記載他對上海醉生夢死的反感，一方面又歌頌上海的「魔力」。在吶鷗心目中，上海是個「斷髮露膝的混種」，換句話說，是剪短髮、穿短裙的時髦女子。「混種」一方面指這些時髦女子長相中西合璧，一方面指上海到處是外國租界，呈現次殖民地的特色。在東洋人、西洋人對比之時，吶鷗寧可認同東洋人，對西洋人則十分排斥。

    一九二七年是國民黨清黨的一年，上海和當時整個中國一樣不平靖，吶鷗的日記裡面處處可以看見兵亂和罷工的蛛絲馬跡。二月十九日「杭州失守，孫軍退到松江」、「南軍已到上海」及「上海總罷業」；三月二十一日「阿瑞里邊便衣隊和外國兵起了衝突」；三月二十七日「租界內也交通斷絕」；四月三日「在西藏路被（臭）英兵搜身軀」；四月六日「由甘肅路走，遇英兵的把守」；四月九日「被日軍盤查」等等。這種「動搖的上海的空氣」惹得人心惶惶，更造成生活上的具體不便。但身為區區百姓，又能奈何？吶鷗的對應方式就是得過且過、苦中作樂。這大約也是當時許多上海人的生活態度吧。由吶鷗的日記看來，一九二七年的上海仍是燈紅酒綠、笙歌不墜，和國難當前形成奇異的對比。吶鷗對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方式十分自覺，不時自我檢討，不過檢討過後又依然故我，鎮日逛舞廳、泡咖啡廳。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及時行樂的心態是相當普遍的。但是吶鷗在吃喝玩樂中，並沒有放棄他的藝術和理想。上海之所以吸引他，除了遊樂以外，最主要是身為中國人，他在中國文藝界中參與和發展的潛力──否則他為什麼不選擇定居東京呢，東京同樣不乏吃喝玩樂的場所。在中國，上海當然比北京更適合他的性格（吶鷗曾於一九二七年拜訪過北京，見下文）；同時在一九二七年前後，上海已經逐漸取代北京，成為新的文藝重心。一九二七年浪蕩天涯的浪子之所以會選定上海作為他「將來的地」，藝術的追求是主要因素。也是為了持續發展文藝事業，他後來才攜家帶眷來滬，舉家定居於此，一直到一九四○年九月三日遇刺身亡為止。

    吶鷗在上海的交往，除了臺灣同鄉和歡場女子以外，最值得注意的，當然是他和震旦的同學戴望舒、施蟄存、杜衡三人之間的情誼。吶鷗和他們的感情，主要是建立在共同學習和文藝工作上。一月四日記載他們聚在一起討論創辦書社和旬刊。一月十九日記載：「飯後到天文臺路去，雜誌定名『近代心』了。」但是接下來的一九二七年日記一直沒有再提起這份雜誌，可能是沒有辦成。一九二八年九月起吶鷗創辦的《無軌列車》，外型小巧（介於二十四開及三十二開之間，每期二、三十頁），經常翻譯日本著作。

    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一開始就顯示出他以文藝為職志的傾向，以及他對文字掌握和敘事能力的念茲在茲。一月三日記載「晚上練習國音會話」；一月五日閱讀日文翻譯的俄國作品《魔窟》，認為「作者的講故事的能力確實大的......我很覺得自己講故事的能力小，也許是福建話的單語少，每每不能設想出適當的話來表現心裡所想的」。一月七日看完《魔窟》，極為佩服作者「老練的描寫和生動的文章」，並指出「我信小說不是少年人可伸手的東西」。吶鷗對小說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的評價很高，他日後即以小說在上海文壇成名，後來才轉入電影界。

    吶鷗對自己的福建話（即閩南語）背景有高度自覺，但是在日記中卻不自覺地經常使用閩南語的辭彙，如三月三十一日「日晡去法國公園散步」；四月六日「開往江寧的車裡，都是兵滿滿」；四月二十三日「時代思想不同的兩個性格合一起，是做無事的」；七月十四日「這張電竟喚醒了我五、六年的迷夢」；十二月九日「考友的壞片」等。當然，以吶鷗深厚的日文和法文背景，日記中夾雜這兩種文字不足為怪。英文辭彙也是常見的。在語言上，吶鷗的一九二七年日記和遍佈各國租界的上海一樣，呈現強烈的殖民色彩。

    就東洋、西洋語言的自由運用而言，一九二七年日記和他的小說及他所主編的《無軌列車》一樣，完全沒有考慮到讀者解讀的問題；或者說，他期待讀者有理解這些語文的能力。小說問題還小，夾雜的洋文都是普通的辭彙。《無軌列車》發表的文章，則經常直接引用深奧的法文詩句，沒有附中文翻譯，例如第一期、第二期連載徐霞村翻譯的文章〈哇萊荔的詩〉，原詩完全以法文呈現。日記本來不是為發表而寫，沒有翻譯是正常的。但是雜誌是為流通而辦的，採取這樣高的外文標準，讓人懷疑這個雜誌根本是蓄意作為同儕之間流通的刊物。換句話說，目前所知吶鷗所創辦的第一本文藝刊物《無軌列車》是不折不扣的菁英刊物。但是他和戴望舒、施蟄存等，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有將文藝刊物通俗化的構想，這個構想要到一九三二年底漫畫家郭建英主編《婦人畫報》時才實現。

    一九二七年吶鷗於四月十七日回臺南奔喪，五月二十六日到達東京，九月十日回到上海。才休息十數日，他驛動的心又思遊歷了。這時施蟄存已決定在松江當中學教員（九月十五日）。九月二十三日戴望舒由松江來找吶鷗，兩人決定二十八日一起去北京。於是當天搭太沽的「阜生」號前往威海衛，在船上認識兩個臺灣來的北大學生，「認識了兩個同鄉，南國的」，一個是姓蘇的新竹人，照本籍和時間判斷，應該是蘇薌雨；一個是鹿港人，「都在北京四、五年了」，應該是洪炎秋。後來吶鷗和他們成為朋友，離開北京前一天，曾前往他們在慧興寺的住所辭行（十二月二日）。吶鷗四處遊歷，每每碰到同鄉。事實上在一九二七年，臺灣新文學的先驅張我軍也正在北京師範大學唸書，為求取知識而離鄉背井；日據臺灣的游子漂泊日本、中國各地，是歷史和政治現實造成的民族性。

    吶鷗七月十二日的感慨：「啊！近南的山水，南國的樂園，東瀛的長袖，哪個是我的親昵哪？」或許可適用於日據臺灣所有流連於中國和日本的子弟。他們四處漂泊，尋尋覓覓，何處是家鄉，何處是祖國？政治上的宗主關係過於複雜危險，非區區百姓所能抉擇；文化上的嚮往和追尋卻可超越國界，暫時有助於擺脫備受壓抑、質疑的身分問題。對吶鷗而言，藝術和美是無國界的，作為一個藝術家是無祖國的；只要是美好的，就是他追求的國度。這是為什麼後來他不顧忌於游走三方政府的電影機構。但是他企圖打破政治國界的瀟灑態度，卻無法見容於常人，也因此惹來殺身之禍。

    一九二七年十月吶鷗首度造訪北京。九月二十八日由太沽上船，九月三十日到威海衛，十月一日在沽口上岸後坐火車到天津，十月二日乘京津間的快車到達北京。這趟北京之旅為時兩個月，一直到十二月三日他才假道濟南回程，抵達上海時已是十二月六日。拜訪北京期間，他打算在中法大學上法國老師授課的法國文學概要（Precis de la letterature francaise），「馮女士的國文，想聽她的（中）國文學史，和沈氏的詩詞」（十月六日）。馮女士和沈氏應該是指馮沅君和沈尹默。但上課似乎並不是吶鷗到北京最重要的事，他還是有一天沒一天地應付功課。十月十三日記：「本來今天要考，但因為照像來不及，八點鐘又扒不起來，就不去考了。」這個考試應是入學考試，錯過了入學考，還上什麼課呢？他到北京的重點實際上是遊歷。這段期間的日記對北京的人情風俗和山水文物描寫細膩，可以說是相當完整的遊記。透過日記，讀者可以了解他北京之遊的樂趣。

    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中，每月都有閱讀記錄欄，日記內文中閱讀心得也比比皆是。雖然分析並不深入，卻足夠讓我們了解他的文藝品味。他在閱讀上的偏好，不但正反映出他的性格傾向，也透露出日後他的創作風格。他遍讀當時中國各派作品，但推崇創造社而貶抑其他派別。吶鷗對文學研究會的評價則甚低。七月一日閱讀《小說月報》，直截了當地批評其不如《創造月刊》。閱讀偏好和性格傾向的關係，看吶鷗五月一日對法國和美國文學的比較評價，便可知其一斑。吶鷗推崇法國文學，對美國文學則毫無好感。法國人傳統上對美國是有偏見的，吶鷗喜歡法國事物，連帶的也不喜歡美國，因此一九二七年日記完全沒有提到美國作家。吶鷗曾透過法文翻譯閱讀英國作品，十一月讀了約翰‧克里蘭（1709-1789）的作品，《交際花芬妮‧嬉爾回憶錄（1748-49）》。吶鷗的閱讀記錄中，也有不少是日文描寫色慾的作品。例如一月讀菊池寬的《藤十郎之戀》；二月讀谷崎潤一郎的《近代情痴集》、武者小路實篤的《愛慾》、佐藤春夫的《惡魔の玩具》；六月讀《品花寶鑑》等。十一月他讀橫光利一的〈皮膚〉，讀後感如下：「只可看style（風格），內容是nonsence（無聊）。」這個批評相當中肯，日本新感覺派作品一般而言都有這個傾向，上海的新感覺派作品其實也是如此。

    就日記中每個月末的閱讀記錄欄來看，吶鷗閱讀的書籍刊物中、日、法、英四種文字都有，在四種文字中悠遊無礙。吶鷗從青少年時期就浪蕩天涯，漂泊海上，實質上跨越了有形的國界。精神上他也少有語言障礙；對藝術家而言，藝術作品是無國界的。精神上和地理上的漂泊，成就了吶鷗短短三十五年人生的文藝事業。他到底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生長於日據時代的臺灣，吶鷗的國籍是日本籍。在上海發展文藝電影事業，他總是隱藏臺灣人的身分，對人說他是福州人。國籍問題對他而言，顯然一直是相當大的困擾。他在中央電影攝影場任職時的同事黃天佐，曾指出吶鷗「北京話，上海話，廣東話和他自己家鄉（臺灣）的廈門話應對如流。他的魁梧的體格像北方人，他的剛強個性像廣東人。」對吶鷗曖昧的國籍問題，黃天佐作出如下評論：

    在八一三以前，我對於吶鷗的日本籍是毫無所聞，但是，國籍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我們把他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所建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較長遠，所以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言行是比較屬於中國的。反之，如果把他作為一個日本人，他的一生工作是更加偉大。他深深地走入中國的文化界，去發動中日文化一元化的工作，我相信沒有一個日本人幹過這樣艱深的工作。對於中日問題，他對我說，中國人的長處和短處，以及日本人的長處和短處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要由中日文化界（徹）底合作，探求一種新的文化，一種能夠使中日兩國共同努力的新文化，才足以領導民眾，消弭戰爭。莫論他是中國人或日本人，他的理想是謀中日兩民族的永久幸福，或是全人類的永久幸福。他的思想言行，都是本著他的藝術良心和精神。他的死，我深痛獨裁政治的殘酷。吶鷗不是一個中國人，或是一個日本人，而是一個世界人。

    「本土」意識高漲的年代，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掛帥的國際政治中，是否能容納藝術家作為「世界人」的空間？或許只有憑藉文化藝術跨越國界的特色，才能徹底消弭狹隘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所帶來的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