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米歷史．米粒事（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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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無聲的力量

    「光復後不久的那時代，米價行情飄忽不定，一天之內可以暴漲好幾倍，所以我手裡握了一筆錢就趕緊去買米。只要有米，一切就好辦，餓不死人的。」——葉石濤，〈紅鞋子〉

    在稻米產量過剩已非新聞、走入超市賣場就能隨手帶回一包米回家的當代社會，很難想像「米」曾被一輩人視為維生的基本單位，家裡的米缸必須有米才能安心，才有辦法活下去。

    對於「沒有米」的恐懼源頭，或許是從日治末期的糧食管制為始。自日昭和15 年（1940）第一期米開始，臺灣總督府依據〈米穀配給統治規則〉（1939 年頒布），米穀由政府管理其配給與流通，隨著戰事的膠著與空襲頻繁，米穀的取得不易，振香居餅舖的第三代陳淑枝女士回憶道，「戰爭的時候就沒辦法拿米，那時候已經是空襲的時代了，因我家做餅店的關係，還買得到米。但有一次我媽媽煮白飯，被警察聞到了，問：『妳的米哪裡來的？大家都沒有米可以吃，妳怎麼有米可以吃？』接著媽媽被警察打了一頓。」做餅店的人家還有辦法弄到米，但一般人家可就沒這麼幸運了。陳女士的先生，小時候家裡是開柑仔店的，因遇到空襲原料無法進來，柑仔店的規模小，申請不到米，不僅沒辦法做生意，連吃飯都有了困難。在這樣艱困的時刻，伸出援手的，是米行。時隔七十年，郭老先生猶記得：「現在青年路和民權路交叉口一帶有一間老米行，經營者喚『大粒』，姓吳。其妻人家都叫她『大粒嬸』，為人很慈悲，戰爭的時候我還在當學生，家裡窮，大粒嬸就曾贊助我們家白米。人家都笑她傻呀，米丟進運河裡還有聲音，送給人家什麼都沒有。」米送給人雖然無聲無息，但卻被記憶了超過半個世紀。

    大粒嬸的故事不是時代的特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人民吃飽喝足的太平時代卻還未來臨。戰後初期的「米荒」，作為基本物資的米仍有許多人家吃不起，位於開山路的「成記米行」，老闆許水體諒大家生活辛苦，讓九成以上的家庭可以「欠米」—先拿米回家，有錢再還，甚至無償供應兩三戶付不起米錢的鄰居二十多年，直到對方的孩子長大成人。位於北門路的「德成糧行」定時會送上百包的米給育幼院；位於後壁的「義昌碾米廠」子女也提到，母親不僅捐米給鄰近的教養院、育幼院，逢年過節也會吩咐子女載幾斗米給需要的人家。

    儘管今日社會看似富足，做米這一行也不若以往風光，但舊的風俗延續到今天，仍有米行默默在門口掛上「待用米」的牌子，不需出示資格證明，有需要即可領取。或著在廟會普度活動的會場，仍有米行與廟方合作供應「自強米」給需要的團體與家庭。從缺米的時代到今日，許多米行一直都在民間給予社會安定的力量。

    4.米是替代貨幣

    「臺灣真的變得糟糕啦。光復後，同胞們失業且挨餓著。」

    「米一斤十幾元， 糖一斤三十幾元， 作夢都想不到的。」——龍瑛宗，〈可悲的鬼〉

    過往在許多歷史的教科書上，或從長輩的口中，常常可以聽到「4萬元舊臺幣兌換新臺幣1元」的故事，因戰後初期國民政府不當的金融管制政策，使得貨幣惡性通貨膨脹，從1945年初至1950年底，短短五年間臺灣的躉售物價指數上升了218，455.7倍，在外吃一碗麵要好幾萬元，買一瓶醬油要九千元，罐頭更要上萬元起跳，也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在1949年6月實施幣制改革，以四萬元舊臺幣兌換一元新臺幣。

    在這樣的物價波動的年代，與其信任鈔票帶來的價值，能填飽肚子的米更為重要。根據三順米行的粘老闆回憶，當時許多交易都是以米來計算的，例如租房子。當時如果要租一間店面，通常會和屋主談一個月幾石米（一石米＝十斗米＝約84公斤）作為房租，交房租就是交米；而工人的一日工資，大約是一斗米，每天領多少工資，就是看當日一斗米的米價多少，並不是固定的，而是以能買到一斗米的價錢為準。由於固定的工資、房租，都容易隨著物價波動，只有米不會，一斗米就是一斗米，能真實地滿足生活的基本所需，加上當時都是以三代同堂的家庭居多，食米的需求很大，因此大家都是有錢就買米回家，一次買個十斗米也不稀奇，甚至會屯上一兩個月的量在家，不怕米生米蟲，只怕家裡沒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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