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出版品資訊網 -- 劉吶鷗全集─日記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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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 : $200
 劉吶鷗全集─日記集(上)

  總編輯:康來新
  編譯:彭小妍、黃英哲
  出版:臺南縣文化局
  出版日期:民國90年3月
  ISBN:平裝957-02-7962-1/精裝957-02-7961-3(一套)
  GPN:030749890868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20.7*14.7cm/415頁、精裝/21.6*15cm/415頁
  定價:NT$200元(平裝)、NT$250元(精裝)
 
 
 
 
 
 
|內容簡介|


        劉吶鷗(1905-1940),生於臺南柳營,日本殖民時期活躍於臺灣、上海文壇及影壇,對於文學與電影領域有諸多貢獻,為梳理劉吶鷗文學脈絡、重建其於臺灣文學領域的地位,在陳萬益、康來新、劉漢中等教授及許秦蓁小姐的協助下,由臺南縣政府出版「劉吶鷗全集」。
        本書為「劉吶鷗全集」中的《日記集》,收錄劉吶鷗於1927年所寫的日記以及讀書心得。  
 
 
|目錄|


002  縣長序─迎接劉吶鷗返鄉    陳唐山
004  局長序─劉吶鷗傳奇    葉佳雄
007  [導讀]浪蕩天涯─劉吶鷗1927年日記
 
029  一月的日記
092      一月讀書心得
097  二月的日記
154      二月讀書心得
157  三月的日記
220      三月讀書心得
223  四月的日記
284      四月讀書心得
287  五月的日記
350      五月讀書心得
353  六月的日記
414      六月讀書心得
 
 
|書序|

 
縣長序
迎接劉吶鷗返鄉
 
台南縣縣長  陳唐山
 
        本縣柳營鄉地靈人傑,出身不少傑出人士,如:組織台灣文化協會的劉明朝及台灣第一位留德攻讀馬克思主義的博士劉明電兄弟、知名畫家劉啟祥、鄉土音樂家吳晉淮,……等均為柳營人。
        最近文學界暨本縣文化局,正用心整理劉吶鷗文學選集,將又是南瀛文學史上,令人振奮的大事,因為這位三○年代活躍於上海文壇、影壇的傳奇人物,也是來自柳營劉家望族。
        劉吶鷗本名劉燦波,生於一九○五年,一九二○年代求學於日本,接著到上海發展文藝事業,不幸於一九四○年遭到暗殺身亡。他的一生多彩多姿,著書立說、編輯刊物,尤其在電影理論方面有著相當前衛的視野,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亦有一席之地。
        先行者總是寂寞的,他雖然活躍於上海文壇,卻被視為「三分之一是上海人,三分之一是台灣人,三分之一是日本人」,尤其是他的前衛論述,多與主流觀點不合,因而他一生的事業缺乏公正的評斷,一再地被忽略與誤解,甚至連生卒年月、求學過程都是眾說紛紛。
        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多元的性格和面向,不正是近百年來台灣人的寫照?短短百年之間,台灣歷經了清朝、日本與國民政府的統治,造成生逢其時的台籍作家莫大的痛苦,甚至錯亂。最諷刺的莫過於,有人揚名於東瀛,有人擅長於大陸,而故鄉的子弟卻一無所知。
        凡努力過的,必留下痕跡,青史畢竟不容儘成灰燼,在我們迎接劉吶鷗返鄉的同時,這本書在陳萬益教授、許秦蓁小姐的用心努力下,蒐羅所有關於劉吶鷗氏的著作,同時也進行詳實的田野調查,完稿付梓,總算還劉吶鷗先生一個公道,也為本縣籍傑出的藝文人士,留下歷史的見證。
 
 
 
局長序
劉吶鷗傳奇

台南縣文化局局長  葉佳雄
 
        台南縣是個開發甚早、文風很盛的典型農業大縣,這幾年來,陳唐山縣長,在文化建設方面,尤重視推崇地方傑出文藝人士對南瀛大地的貢獻,如塑立紀念雕像者有之、為其出誌讚頌者有之、為其公開表揚者有之,期為台南縣留下人文典範及歷史見證。
        劉吶鷗是本縣柳營鄉人,二年前,在陳萬益、康來新、劉漢中等教授及許秦蓁小姐的來訪,相談了解劉吶鷗其人,一位被大家遺忘了半個世紀的本縣籍傑出傳奇藝文人士,在台灣文學及電影領域中其多才多藝的成就與貢獻,文學界咸認應讓其歸隊重建其在台灣文學史的地位,這是激起我們為其出版「劉吶鷗全集」的動機。
        劉吶鷗生於一九○五年至一九四○年,本名劉燦波,年少家境優渥,十六歲至二十二歲到日本東京青山學院求學,二十二歲到上海插讀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二十四歲在上海創辦第一線書店發行《無軌列車》,走入上海文藝圈,二十七歲接觸電影藝術,三十一歲完成劇本《永遠的微笑》,進入影壇當導演,其活躍於上海文壇、影壇,可謂多彩多姿,頗受矚目。
        縱觀劉吶鷗一生的行徑,在在呈現出「邊緣」與特立獨行的性格。在現代小說與電影領域中,表現出具有挑戰意識和前衛實驗精神,他自日本轉介到上海發源於法國的「新感覺派」,因為「相當突出的頹廢、悲觀乃至絕望、色情的傾向」,而不見容於當時主流的寫實作風。在電影上的論述亦然,他認為電影的本質是戲劇,表現手法雖然不同,但原質應該保留,「電影是給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給心靈坐的沙發椅」,這種「軟性電影」的論調,觸怒了主張電影是教育工具,應該要使群眾受到影響與感化的左翼影人,而引發一場論戰。
        他在政治上的身份,也是曖昧難明,雖然活躍於台灣、日本、大陸三地,在語言上能與日本人維持良好的關係,他幼年接受的漢文教育,又使他能與上海的文友論談,卻永遠說不清楚自己是台灣人還是日本人,更不幸的是後來他因投靠汪精衛政權,而被指為是出賣中國的「漢奸」,以致在中共或戰後台灣的文學史中,劉吶鷗都成為敏感的戒嚴話題。
        黑格爾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現代史」,每一時代的人都是用當代的眼光看待過去,昔所非者,時至今日,未必儘非。脫離了當年的激情與意識型態,我們或許能夠以較為客觀的立場,撥開歷史的迷霧,給予這位台南子弟重新定位,公正的評價。
        台灣人長期以來深陷於國族認同的泥淖中,在二十一世紀伊始能夠出版「劉吶鷗全集」,特別有意義,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地位的平反,我們更期待大家用開闊的心胸,拋棄舊思維,迎接一個文化多元的新世紀!
 
 
|內容試閱|


【導讀】
浪蕩天涯─劉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彭小妍
 
        劉吶鷗於一九四○年九月四日午宴後,在上海四馬路京華酒家下樓預備回家時,被樓梯口埋伏的一名殺手連開三槍,身中兩彈而與世長辭。他究竟因何被刺殺?到今天仍然是謎。謠傳是日本特務下的手,他的文藝伙伴施蟄存則認為是國民黨青紅幫所為,主因可能是懷疑吶鷗是日本間諜。案發當時的日華友人十餘人的聚會,是為了慶祝他繼穆時英之後,繼任偽政府籌備的「國民新聞社」的社長。就在兩個多月前,於六月二十八日,穆時英在「國民新聞社」社長任上被人槍殺。劉吶鷗接任以後,竟然同樣慘遭橫禍。一九四○年代初是上海的孤島時期,上海成為各方政治勢力和特務的角力場,劉吶鷗為了發展電影事業,游走於中央政府、左翼和敵偽政府的電影機構,不免惹禍上身。
        劉吶鷗的死因難解,他的身世更為撲朔迷離。有人認為他是福建人,有人指出他是日本人。嚴家炎曾指出劉吶鷗是臺灣臺南人,這是正確的;但嚴認為他生於一九○○年,卻是錯誤的。歷來學界對劉吶鷗的身世所知不多,直到他一九二七年所記的日記出現,才揭開謎底。這本日記簿是東京新潮社出版的大正十六年版「新文藝日記」,裝訂精美,文藝氣息濃厚,卷頭有日本文壇名人寫真集,卷末有文藝年鑑,每個月份前面都選錄一位日本著名作家的日記和名言,後面印有當月讀書記錄欄。日記最後附「知友一覽」,記錄朋友的電話和地址。吶鷗每天記日記,如果偶爾來不及當天寫,一定會補記,沒有一天中斷。這本日記提供有關他的家庭、教育、嗜好和交往、閱讀的珍貴線索,是現代文學研究難得的一手資料。
        事實上劉吶鷗的父母都是不折不扣的臺灣人,他一九○五年生於臺南柳營,後來遷到新營,是傳統的大地主家庭子弟,在日據時代的臺灣念了兩年中學後,才遊學東京和上海。漂泊四海遊學後,他決定留在上海發展文藝事業。這本日記寫作的一九二七年正是國民黨清黨的關鍵時刻,吶鷗的日記反映出當時兵馬倥傯的情形,也透露出他在上海的交遊。就寫作風格而言,這本日記可進一步幫助我們了解劉吶鷗為首的新感覺派文風。三○年代的上海,一個來自臺灣的文藝青年成長為海派作家,他的心路歷程如何?由這本日記的出土,我們可一窺究竟。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羈旅上海的劉吶鷗由於祖母在家鄉臺南新營病危,搭船於四月十三日到長崎,四月十七日由基隆港上岸返臺。這一趟返鄉之旅,同行的有臺南同鄉蔡愛禮。遺憾的是抵達家門時,祖母已病逝,沒有見到最後一面。由這幾天的日記,可看出他對祖母深厚的孺慕之情。他的母親陳恨出身臺南縣東山鄉的望族,適柳營望族劉永耀。根據戶籍資料,吶鷗於一九○五年(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生於臺南州新營郡柳營庄,取名燦波。他排行長男,下有妹妹瓊瑛(1907-195?),弟弟櫻津(1909-1940),最小的妹妹瓊簫(1911-1914)三歲即夭折。劉永耀於一九○八年遷到新營,蓋了一棟明治時期仿文藝復興風格的樓房,人稱八角樓。永耀在吶鷗十二歲時過世,陳恨掌管劉家祖產六百餘甲田地,行事用度處處謹守大家庭的繁文縟節。日據時代一般臺灣有錢人家送子弟到日本和大陸求學是常事,她也支持三名子女出國進修。
        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吶鷗七歲時進入鹽水港公學校就讀,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十三歲時畢業。他隨即進入長榮中學,根據一月三十日的日記,可知他和蔡愛禮曾是臺南長榮中學(原為長老教中學)同學。長榮是四年制,但吶鷗於一九二○年(大正九年)九月便退學。他離開長榮後,隨即前往東京的青山學院插班中學三年級,三年後中學部畢業,一九二三年繼續念青山的高等學部文科,專攻英文學,於一九二六年三月畢業。從青山學院「高等學部文科生徒成績」紀錄,可看出吶鷗那一班學生總是維持在二十人左右,除了他以外都是日本人,他總是名列前茅。第三年第一學期全班共十六人,他竟名列第一,真不容易。青山畢業後,他應該是當年四月份就立刻到上海震旦法文班插班入學,和戴望舒同班,比施蟄存和杜衡高一年。一九二七年日記開始時,吶鷗早已結束了震旦的課程。
        無論在日本和上海,他和許多來自家鄉的朋友都保持密切的來往。例如長榮中學校友蔡愛仁、蔡愛禮兄弟,以及同是臺南人的林澄藻、林澄水兄弟,就經常和他在上海的寓所抵足而眠。當時愛禮在聖約翰唸書,愛仁則是一九二四年由暨南學校商專畢業,一九二六年由中國公學商學系畢業。一九二七年臺灣新文學理論家黃朝琴也在上海。朝琴曾在《臺灣》上振筆直書〈漢文改革論〉及〈續漢文改革論〉,鼓吹中國的白話文運動,提倡學習「中國的國語」。他是臺南鹽水港人,一九二三年於早稻田大學畢業,一九二六年在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得到政治學碩士學位,一九二七年春到上海。九月起黃朝琴勤於和吶鷗通電話,聚首時不外聊天、上館子、逛舞廳、打麻將。吶鷗原住余慶坊一百七十七號,黃朝琴則住在江灣路林肯坊二十九號。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吶鷗搬到林肯坊三十一號,和朝琴夫婦做了鄰居,臺灣同鄉間來往更形頻繁。
        二○年代劉吶鷗和一般旅居上海的臺灣青年,完全過著典型上海白相人的生活。若不是靠豐厚的家產和母親的支持做後盾,焉能在異域終日遊耍閒逛,不事生產?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吶鷗的弟弟櫻津由東京到上海來玩,四月上旬回東京上課。櫻津四月二十日趕回新營奔喪,祖母喪事辦完不久後,於五月五日再度回到東京求學。五月二十日吶鷗動身到基隆乘船前往日本,二十四日由神戶港上岸,乘車途經大阪於二十六日來到東京。吶鷗的妹妹瓊瑛其時正在東京求學,和夫婿葉廷珪住在巢鴨。
        吶鷗這回在東京住在洗足一帶,他的活動,主要是在東京著名的雅典娜法蘭西(アテネ‧フランセ)語言學院的高等科班上課,選讀法文和拉丁文(日記中寫為拉典文),但嫌老師教法不好,經常偷懶蹺課,不是悶頭大睡就是四處閒逛。其時同鄉林澄藻、澄水兄弟也在日本,和吶鷗依舊往來密切。在東京他經常到丸善、中華青年會館和青山學院附設的書店買書,逛舞廳、看電影是常事,偶爾看看能樂表演,雖然有幾個同鄉和舊識,但是少了上海的藝文活動,生活畢竟單調。他又開始思念上海,蠢蠢欲動了。
        六月二十八日他寫信給家裡,「談暑假去中國的事」。那時林澄水已經從東京回到上海了。吶鷗七月十二日接到他的來信,澄水說八月中打算回臺灣,然後「要到南洋去商務視察,大概明春才會再踏上海。」蔡愛禮也從臺灣來信,說「八月中要去上海上課」。臺灣的子弟們似乎個個習於四處奔波,吶鷗七月二日寫了一封信給在海外的同鄉丘君,不禁也感慨:「啊!不知道他現在漂泊何處呢?」。七月十二日吶鷗接到母親的回信,告訴他不回臺灣沒關係。
        上海、臺灣、日本,何處是家鄉?像波特萊爾筆下典型的浪遊者(flaneur),吶鷗以旅遊天涯為志,但在日記中臺灣永遠是他心目中的「南國樂園」。(見四月二十六日日記)得到母親的同意,吶鷗決定不回臺灣,而從日本直接回上海。於是九月八日他乘船經由神戶、長崎,回到上海時已經是九月十日了。
        一九二七年日記還可以看到他和妻子黃素貞的關係。素貞是嘉義水上鄉柳仔林人,是他的表姊;素貞之母和吶鷗之母陳恨,是排行第三和第六的親姊妹。素貞生於一九○四年(明治三十七年),長吶鷗一歲。兩人於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結縭,吶鷗年僅十七。結婚頭幾年吶鷗一直不滿意婚事,主要原因可能是兩人知識程度差距太大。由於當年有錢人家多半是請老師到家裡來教女兒,素貞從未受過正式的學校教育。九月一日記載吶鷗在上海得知妻子懷孕的消息,由於先前素貞生下的小孩夭折,吶鷗十分欣喜。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一月十八日素貞生了一個女兒,取名頻姎。時吶鷗年二十三歲。
        吶鷗對妻子的感情,隨著子女的陸續出世而改善。黃素貞接下來在臺南生了兒子江懷(1930-)和航詩(1931-1955)、女兒玉都(1933-)。玉都襁褓之時,大約是一九三四年左右,吶鷗把一家人接到上海,小女兒玉城(1936-)生於江灣路公園坊二十鄉,小兒子漢中(1938-)生於靜安寺路安樂坊七十六號。全家在上海時,他經常帶子女去看電影,兒女一放學就坐在門口等他回來,好帶他們出去。他也常帶妻子去跳舞,家人都津津樂道他是「舞王」,妻子的舞技當然望塵莫及。他喜歡替妻子選購衣飾和皮鞋回來,完全不用試穿。他習慣替家裡買床單之類的日用品,出手闊綽,經常半打、一打的購買。年少風流的吶鷗到了中年成為顧家的好丈夫、好父親。一九四○年吶鷗遇刺後,素貞黯然攜帶子女回到臺南。
        上海對吶鷗具有無比的吸引力,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的日記就已經明確指出上海會是他「將來的地」。但是實際上他對上海的感情十分複雜。日記中一方面經常記載他對上海醉生夢死的反感,一方面又歌頌上海的「魔力」。在吶鷗心目中,上海是個「斷髮露膝的混種」,換句話說,是剪短髮、穿短裙的時髦女子。「混種」一方面指這些時髦女子長相中西合璧,一方面指上海到處是外國租界,呈現次殖民地的特色。在東洋人、西洋人對比之時,吶鷗寧可認同東洋人,對西洋人則十分排斥。
        一九二七年是國民黨清黨的一年,上海和當時整個中國一樣不平靖,吶鷗的日記裡面處處可以看見兵亂和罷工的蛛絲馬跡。二月十九日「杭州失守,孫軍退到松江」、「南軍已到上海」及「上海總罷業」;三月二十一日「阿瑞里邊便衣隊和外國兵起了衝突」;三月二十七日「租界內也交通斷絕」;四月三日「在西藏路被(臭)英兵搜身軀」;四月六日「由甘肅路走,遇英兵的把守」;四月九日「被日軍盤查」等等。這種「動搖的上海的空氣」惹得人心惶惶,更造成生活上的具體不便。但身為區區百姓,又能奈何?吶鷗的對應方式就是得過且過、苦中作樂。這大約也是當時許多上海人的生活態度吧。由吶鷗的日記看來,一九二七年的上海仍是燈紅酒綠、笙歌不墜,和國難當前形成奇異的對比。吶鷗對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方式十分自覺,不時自我檢討,不過檢討過後又依然故我,鎮日逛舞廳、泡咖啡廳。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及時行樂的心態是相當普遍的。但是吶鷗在吃喝玩樂中,並沒有放棄他的藝術和理想。上海之所以吸引他,除了遊樂以外,最主要是身為中國人,他在中國文藝界中參與和發展的潛力──否則他為什麼不選擇定居東京呢,東京同樣不乏吃喝玩樂的場所。在中國,上海當然比北京更適合他的性格(吶鷗曾於一九二七年拜訪過北京,見下文);同時在一九二七年前後,上海已經逐漸取代北京,成為新的文藝重心。一九二七年浪蕩天涯的浪子之所以會選定上海作為他「將來的地」,藝術的追求是主要因素。也是為了持續發展文藝事業,他後來才攜家帶眷來滬,舉家定居於此,一直到一九四○年九月三日遇刺身亡為止。
        吶鷗在上海的交往,除了臺灣同鄉和歡場女子以外,最值得注意的,當然是他和震旦的同學戴望舒、施蟄存、杜衡三人之間的情誼。吶鷗和他們的感情,主要是建立在共同學習和文藝工作上。一月四日記載他們聚在一起討論創辦書社和旬刊。一月十九日記載:「飯後到天文臺路去,雜誌定名『近代心』了。」但是接下來的一九二七年日記一直沒有再提起這份雜誌,可能是沒有辦成。一九二八年九月起吶鷗創辦的《無軌列車》,外型小巧(介於二十四開及三十二開之間,每期二、三十頁),經常翻譯日本著作。
        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一開始就顯示出他以文藝為職志的傾向,以及他對文字掌握和敘事能力的念茲在茲。一月三日記載「晚上練習國音會話」;一月五日閱讀日文翻譯的俄國作品《魔窟》,認為「作者的講故事的能力確實大的......我很覺得自己講故事的能力小,也許是福建話的單語少,每每不能設想出適當的話來表現心裡所想的」。一月七日看完《魔窟》,極為佩服作者「老練的描寫和生動的文章」,並指出「我信小說不是少年人可伸手的東西」。吶鷗對小說作為一種文學形式的評價很高,他日後即以小說在上海文壇成名,後來才轉入電影界。
        吶鷗對自己的福建話(即閩南語)背景有高度自覺,但是在日記中卻不自覺地經常使用閩南語的辭彙,如三月三十一日「日晡去法國公園散步」;四月六日「開往江寧的車裡,都是兵滿滿」;四月二十三日「時代思想不同的兩個性格合一起,是做無事的」;七月十四日「這張電竟喚醒了我五、六年的迷夢」;十二月九日「考友的壞片」等。當然,以吶鷗深厚的日文和法文背景,日記中夾雜這兩種文字不足為怪。英文辭彙也是常見的。在語言上,吶鷗的一九二七年日記和遍佈各國租界的上海一樣,呈現強烈的殖民色彩。
        就東洋、西洋語言的自由運用而言,一九二七年日記和他的小說及他所主編的《無軌列車》一樣,完全沒有考慮到讀者解讀的問題;或者說,他期待讀者有理解這些語文的能力。小說問題還小,夾雜的洋文都是普通的辭彙。《無軌列車》發表的文章,則經常直接引用深奧的法文詩句,沒有附中文翻譯,例如第一期、第二期連載徐霞村翻譯的文章〈哇萊荔的詩〉,原詩完全以法文呈現。日記本來不是為發表而寫,沒有翻譯是正常的。但是雜誌是為流通而辦的,採取這樣高的外文標準,讓人懷疑這個雜誌根本是蓄意作為同儕之間流通的刊物。換句話說,目前所知吶鷗所創辦的第一本文藝刊物《無軌列車》是不折不扣的菁英刊物。但是他和戴望舒、施蟄存等,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有將文藝刊物通俗化的構想,這個構想要到一九三二年底漫畫家郭建英主編《婦人畫報》時才實現。
        一九二七年吶鷗於四月十七日回臺南奔喪,五月二十六日到達東京,九月十日回到上海。才休息十數日,他驛動的心又思遊歷了。這時施蟄存已決定在松江當中學教員(九月十五日)。九月二十三日戴望舒由松江來找吶鷗,兩人決定二十八日一起去北京。於是當天搭太沽的「阜生」號前往威海衛,在船上認識兩個臺灣來的北大學生,「認識了兩個同鄉,南國的」,一個是姓蘇的新竹人,照本籍和時間判斷,應該是蘇薌雨;一個是鹿港人,「都在北京四、五年了」,應該是洪炎秋。後來吶鷗和他們成為朋友,離開北京前一天,曾前往他們在慧興寺的住所辭行(十二月二日)。吶鷗四處遊歷,每每碰到同鄉。事實上在一九二七年,臺灣新文學的先驅張我軍也正在北京師範大學唸書,為求取知識而離鄉背井;日據臺灣的游子漂泊日本、中國各地,是歷史和政治現實造成的民族性。
        吶鷗七月十二日的感慨:「啊!近南的山水,南國的樂園,東瀛的長袖,哪個是我的親昵哪?」或許可適用於日據臺灣所有流連於中國和日本的子弟。他們四處漂泊,尋尋覓覓,何處是家鄉,何處是祖國?政治上的宗主關係過於複雜危險,非區區百姓所能抉擇;文化上的嚮往和追尋卻可超越國界,暫時有助於擺脫備受壓抑、質疑的身分問題。對吶鷗而言,藝術和美是無國界的,作為一個藝術家是無祖國的;只要是美好的,就是他追求的國度。這是為什麼後來他不顧忌於游走三方政府的電影機構。但是他企圖打破政治國界的瀟灑態度,卻無法見容於常人,也因此惹來殺身之禍。
        一九二七年十月吶鷗首度造訪北京。九月二十八日由太沽上船,九月三十日到威海衛,十月一日在沽口上岸後坐火車到天津,十月二日乘京津間的快車到達北京。這趟北京之旅為時兩個月,一直到十二月三日他才假道濟南回程,抵達上海時已是十二月六日。拜訪北京期間,他打算在中法大學上法國老師授課的法國文學概要(Precis de la letterature francaise),「馮女士的國文,想聽她的(中)國文學史,和沈氏的詩詞」(十月六日)。馮女士和沈氏應該是指馮沅君和沈尹默。但上課似乎並不是吶鷗到北京最重要的事,他還是有一天沒一天地應付功課。十月十三日記:「本來今天要考,但因為照像來不及,八點鐘又扒不起來,就不去考了。」這個考試應是入學考試,錯過了入學考,還上什麼課呢?他到北京的重點實際上是遊歷。這段期間的日記對北京的人情風俗和山水文物描寫細膩,可以說是相當完整的遊記。透過日記,讀者可以了解他北京之遊的樂趣。
        吶鷗一九二七年日記中,每月都有閱讀記錄欄,日記內文中閱讀心得也比比皆是。雖然分析並不深入,卻足夠讓我們了解他的文藝品味。他在閱讀上的偏好,不但正反映出他的性格傾向,也透露出日後他的創作風格。他遍讀當時中國各派作品,但推崇創造社而貶抑其他派別。吶鷗對文學研究會的評價則甚低。七月一日閱讀《小說月報》,直截了當地批評其不如《創造月刊》。閱讀偏好和性格傾向的關係,看吶鷗五月一日對法國和美國文學的比較評價,便可知其一斑。吶鷗推崇法國文學,對美國文學則毫無好感。法國人傳統上對美國是有偏見的,吶鷗喜歡法國事物,連帶的也不喜歡美國,因此一九二七年日記完全沒有提到美國作家。吶鷗曾透過法文翻譯閱讀英國作品,十一月讀了約翰克里蘭(1709-1789)的作品,《交際花芬妮嬉爾回憶錄(1748-49)》。吶鷗的閱讀記錄中,也有不少是日文描寫色慾的作品。例如一月讀菊池寬的《藤十郎の戀》;二月讀谷崎潤一郎的《近代情痴集》、武者小路實篤的《愛慾》、佐藤春夫的《惡魔の玩具》;六月讀《品花寶鑑》等。十一月他讀橫光利一的〈皮膚〉,讀後感如下:「只可看style(風格),內容是nonsence(無聊)。」這個批評相當中肯,日本新感覺派作品一般而言都有這個傾向,上海的新感覺派作品其實也是如此。
        就日記中每個月末的閱讀記錄欄來看,吶鷗閱讀的書籍刊物中、日、法、英四種文字都有,在四種文字中悠遊無礙。吶鷗從青少年時期就浪蕩天涯,漂泊海上,實質上跨越了有形的國界。精神上他也少有語言障礙;對藝術家而言,藝術作品是無國界的。精神上和地理上的漂泊,成就了吶鷗短短三十五年人生的文藝事業。他到底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生長於日據時代的臺灣,吶鷗的國籍是日本籍。在上海發展文藝電影事業,他總是隱藏臺灣人的身分,對人說他是福州人。國籍問題對他而言,顯然一直是相當大的困擾。他在中央電影攝影場任職時的同事黃天佐,曾指出吶鷗「北京話,上海話,廣東話和他自己家鄉(臺灣)的廈門話應對如流。他的魁梧的體格像北方人,他的剛強個性像廣東人。」對吶鷗曖昧的國籍問題,黃天佐作出如下評論:
        在八一三以前,我對於吶鷗的日本籍是毫無所聞,但是,國籍又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我們把他作為一個中國人,他在中國新文化運動所建下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他在中國生活的時間較長遠,所以他的思想,他的性格,他的言行是比較屬於中國的。反之,如果把他作為一個日本人,他的一生工作是更加偉大。他深深地走入中國的文化界,去發動中日文化一元化的工作,我相信沒有一個日本人幹過這樣艱深的工作。對於中日問題,他對我說,中國人的長處和短處,以及日本人的長處和短處我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要由中日文化界(徹)底合作,探求一種新的文化,一種能夠使中日兩國共同努力的新文化,才足以領導民眾,消弭戰爭。莫論他是中國人或日本人,他的理想是謀中日兩民族的永久幸福,或是全人類的永久幸福。他的思想言行,都是本著他的藝術良心和精神。他的死,我深痛獨裁政治的殘酷。吶鷗不是一個中國人,或是一個日本人,而是一個世界人。
        「本土」意識高漲的年代,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掛帥的國際政治中,是否能容納藝術家作為「世界人」的空間?或許只有憑藉文化藝術跨越國界的特色,才能徹底消弭狹隘的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所帶來的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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